原创孙欣然复旦青年
“ADHD互助联盟”的简介中，创办者吴国涛将ADHD精神概括为四个词：创新、真诚、理想主义、坚韧。如何接纳自我，找到所爱所长的事业，将是ADHD们需要面对的终身命题。
复旦青年记者孙欣然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计丹洁赵芸巧编辑
ADHD，中文全称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即人们常说的“多动症”。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年所编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我国儿童ADHD总体患病率在4.31%-5.83%之间，即全国有患儿万至万人。其中，约有2/3的人会将ADHD相关症状带进成年。
童年时代，“好动”总是被视为孩童的天性；中学时代，严格的行为规范限制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部分ADHD患者来说，这些都不是他们最难以自处的阶段。当患者中那些“幸运”的人进入大学，行至人生新的十字路口，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混乱、无力和更多未知的挑战。
那曾是一个没有交警、指示灯的路口。他们站在那里，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但在服药、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尝试与ADHD和平相处，学着重新搭建起秩序与规律——使生活本身成为一种目标和信念。
被忽略的“不对劲”
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李泽有两次突然停下。短暂的沉默后，他说：“呃……发散着发散着，就把问题忘了。”
事实上，思维漫游正是ADHD的主诉症状之一。他们的大脑像一台信号不稳定的手机，可能搜索得到信号却发不出讯息，也可能压根搜索不到。
这种飘忽往往从童年开始出现，却通常未被周围人当作需要矫正和治疗的障碍，而被定义为“迷糊”“粗心大意”和“态度不端正”。
小学六年，大约半数时间，李泽会把刚发的试卷和作业弄丢，只好借楼下隔壁班同学的来复印；上课走神，听不到老师布置作业，又忘记问同学，回家后才发现自己不记得任何家庭作业。
这些事情他总是“今天忘了，明天还会继续忘”，但当时并没人觉得不对劲。
▲脱口秀演员童漠男自述患有ADHD/图源网络
ADHD分为注意力缺陷型、多动冲动型和混合型三种亚型。和李泽一样，在大学里修读社会科学的倩仪也属于注意力缺陷型ADHD。课堂上，倩仪的思绪每5分钟就会从老师身上飘走一次，按时、足量完成作业同样成为艰巨的挑战。“大家都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学习，或者我的性格可能不适合学习，”倩仪说。
倩仪并非处于一个对ADHD完全无知的环境，据她回忆，她所在的小学班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男孩确诊了多动症。就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医疗界一样，在老师、同学和家长的认知中，ADHD被简单等同于上蹿下跳、坐立不安的小男孩。
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StephenP.Hinshaw团队的相关研究表明，在ADHD患儿中，女孩倾向于表现出注意力缺失等症状，因此更容易受到忽视，甚至许多直到成年才被发现。医疗健康网站Healthline发布的科普文章显示，多达50％至75％的女性ADHD病例被遗漏。
欣欣是混合型ADHD，同时具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冲动的症状。童年时，她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会欺负其他小朋友，常常打破课堂规矩；同时又健忘、恍惚，丢三落四，几乎没有完成过学校布置的寒暑假作业。
得知自己患有ADHD后，欣欣将网络上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标准”转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看，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你没有ADHD，那符合ADHD的人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至于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人发现，她说：“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吧。”
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钱秋谨提到，前来就诊的有注意力问题的成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察觉到了“学习困难”的问题。而在以成绩为核心的单一价值评价体系中，他们凭借着高功能的天赋与补偿行为的努力掩盖了那些“不对劲”，因此受到忽视。
无论是李泽、倩仪还是欣欣，他们在自己和周围人看来，都是应试教育中的佼佼者。在中学阶段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里，ADHD的拖延和无序被压缩到最小。即使患者的注意力不断飘散，他们也至少能抓住一些滚动复习的知识点，并靠刷题弥补课堂的缺口。
“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她很聪明，就是不努力”“我应该是压力太大了才不能集中注意力”……在这样的判断中，他们度过了中学时代，将ADHD带进了成年后的大学校园。
▲患有ADHD的男孩/图源：电影《妈咪》（Mommy）
据《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数据显示，我国ADHD患者就诊率仅有1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医生江文庆指出，ADHD患儿的通常就诊年龄是学龄阶段，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会有更高的共病可能性，因此，在青少年甚至成人阶段就诊，而缺乏学龄阶段的诊断记录，再做出ADHD的诊断就存在一定困难。
目前，我国国内尚无针对成人ADHD的专病诊疗门诊，医院，成年患者只能在儿科问诊。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