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斯·埃比罗塔大胆地把“维吉尔和其他的新诗人”列为选读作者的行列，毫无疑问贺拉斯也应该在这份名单上。此后，直到古代学校最终湮没在蛮族时代的黑暗之中的那一刻，拉丁教材都保持了稳定性：维吉尔统领的奥古斯都时代的伟大诗人，同以泰伦提乌斯为代表的戏剧家一起，共同铸就了拉丁文学的根基。
从此，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必得是一个熟读维吉尔的人，就像有教养的希腊人必须通晓荷马一样：这是他们记忆深处的智慧和美的宝藏，每当他们需要表达，强调或者提及一种情感或思想的时候，诗句都会不由自主地从心中喷涌而出。中学教育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语言的理论学习。当然，必须要等到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在罗德岛创建了这门学科之后，罗马人才知晓它的存在：第一本论述这个新学科的拉丁语著作似乎是瓦罗（公元前-27年）的《自由学科丛书首卷》中的《论语法》一书。
高等教育：拉丁修辞教师以修辞学为主要形式的拉丁语高等教育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在罗马出现，而且其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所拉丁修辞学校开设于公元前93年，创办人是马略的一个门客普罗迪欧斯·伽卢斯。这所学校第二年便被贵族监察官格奈乌斯·多密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卢基乌斯·李锡尼·克拉苏下令关闭了，理由是这项革新违背了先人的风俗习惯和传统。
这项措施自然有它的政治意义：应该看到，这不只是贵族监察官对敌对集团的一项具体活动的敌意；毋宁说，触犯保守派的是创办新学校这种思想本身。如果我们想要详细了解普罗迪欧斯的教学法，可以参考公元前86-82年由这所学校的一名学生撰写的一本匿名教材：《献给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这是一本非常“现代”的教材，同希腊学校传授的经典修辞学完全相反。
尽管显然受到以赫玛戈拉斯为代表的希腊学者的影响，作者还是试图反抗繁杂的条条框框，他想把对实践和对生活的教导结合起来。与俄瑞斯忒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这样传统的、神话式的演说题材不同，他更喜欢从实际的罗马生活如航海权或继承权等问题中挖掘主题，尤其偏爱反映当代政治生活的辩论：财务官西皮翁是否应该因反对萨杜尔尼努斯护民官的小麦分配法而被惩罚？人们能够宽恕护民官苏尔皮奇乌斯（公元前88年在苏拉的命令下被杀害）的谋杀者吗？
还有，社会战争期间（公元前91-88年），元老院对是否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问题的审议，以及提比略·森普罗尼厄斯·格拉古悲惨的死亡。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主题都来源于热点时事，辩论也不是系统地引向有利于民众的一方（一个好的演说者应该知道如何权衡利弊，立场不能走极端）。但不容置疑的是，学校的整体气氛总是受到创办者的政治立场的影响。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由于传统的修辞学教学使用希腊语，所以学习年限更长，难度更大，天性更能满足保守派的胃口，只要禁止使用拉丁语进行修辞教学，就意味着掌握语言艺术的特权仍然专属富贵人家的子弟，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学会这门至关重要的技艺，从而胜任公开辩论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普罗迪欧斯·伽卢斯的私学可谓向平民出身的有志青年开启了廉价学习这门艺术的大门。西塞罗的作品由于上述限制，直到西塞罗的影响在这个世纪的末期产生之后，用拉丁语教授雄辩术的做法方得以振兴。
吊诡的是，西塞罗本人是贵族出身，曾被拉丁学校开除，他倒是通过自学方式用希腊语掌握了修辞学。这位伟大的、怀有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演说家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使他的艺术在拉丁语教学中合法化。首先，他本人的演说成为讲拉丁语的年轻人学习和效仿的范例，在实用性方面，它们超过了雅典人的著作。其次，他继承了普罗迪欧斯开创的理念，提供了绕开希腊理论家，直接从拉丁语著作入手学习修辞学的可能性：无论是他年轻时的作品《论创意》。
这是对他老师摩隆的作品的拉丁语简编版，还是《演讲要素》,抑或伟大的美学和历史著作《论演说术》、《布鲁图斯》、《演说家》等等都是如此。西塞罗本人在教学实践中也直接现身说法：我们知道他曾向年轻的弟子们揭示了这门艺术的秘密。无论如何，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罗马人在继续学习希腊修辞学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拉丁语的修辞学教育。至于西塞罗的哲学作品，从《论共和国》到《论义务》,都与他的演讲术著作具有对称的历史意义，即在拉丁语内部创造一种可以支撑、普及希腊思想学术的语言。
在实现这个目标以后，建立属于罗马自己的哲学教学传统也就有了可能。哲学属于希腊哲学的底色总是希腊的，但论及对罗马的影响，哲学远不如雄辩术。之所以从未有过拉丁语的哲学学校，或许是因为哲学针对的人群限于少数思想精英，他们乐于为此耗神费力地学习希腊语。当然，拉丁哲学毕竟是存在的，其主流先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共和时期转为伊壁鸠鲁学派，到帝国时期又变为斯多葛学派以及公元后3至5世纪的新柏拉图学派；西塞罗之后，也有哲学家开始用拉丁语思考和写作。
但我们更要看到，很多人虽然生长于典型的罗马社会，却用希腊语作为表达工具，例如塞克斯提乌斯、科尔努图斯、莫索尼乌斯、马可·奥勒留皇帝等。更重要的是，即便那些用拉丁语写作的哲学家，也是在希腊接受的哲学教育，比如塞内卡和阿普列尤斯。科学也是如此自然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也是由希腊语垄断的。在数学研究方面，拉丁人的贡献主要是发展了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建筑和测量术(后者的方式非常特别，《农业测绘大全》这本奇怪的资料中有所记载）。
就像他们自己承认的一样，拉丁人生性务实，很少投身于非功利的纯理论研究。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记得，此类科学研究即使在希腊化时期的教育中也只占据很小的位置，其曲高和寡的程度尤甚于哲学。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为培养这些特殊的专才开专门的拉丁课程呢？要知道，既然学者们有志于学术，那么他们自然能克服语言的障碍，况且像哲学一样，这些研究的对象难道不是某种超越所有语言之上的绝对真理吗？
罗马的医学只有医学教育最终在罗马实现了本土化，但应该注意这也是到了很晚的时候。在共和时期及帝国早期，职业的医学教育使用的一直是希腊语。拉丁语的医学书籍，如瓦罗或塞尔苏斯的书，也只是从普及的角度，为方便家庭使用而著，我曾简单提及它们的纲要。确实存在一种由公共健康部门的首席医生讲授的官方的医学教育，它被称为archiatri(名称如事物本身一样来自东方），但用的仍然是希腊语。只有到了帝国晚期即4世纪尤其是5世纪时，拉丁语的医学和兽医学文献才正式出现，而且主要还是从希腊语的教材翻译而来。
这种滞后的繁荣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自然反映（毕竟西方社会不能没有医学），另一方面，现在我们正需要研究这一现象的背景：西方世界中希腊研究的衰退及对希腊语的遗忘，已经成了古代社会晚期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史特征。综上所述，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一定是同时会讲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的人，从贺拉斯的时代起，人们就喜欢把他们称为“双舌人”。
结语
有鉴于此，承继罗马古典主义的现代人文主义也同样是“双语”的：一方面人们要学习一种辅助性的语言，另一方面要掌握作为文化载体的古典语言，后者被认为具有本质上的优越性和典范性的价值。拉丁人一直尊重希腊文化是他们自身精神发展的源泉这个事实，甚至可以说在这方面他们从来都没有摆脱过一种复杂的自卑感。拉丁人也普遍认为，自己的语言相对于光芒四射的希腊语过于“贫瘠”。